课程简介：《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兼顾历史的关于中国国别文化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的课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中国文化基本的理论观点、历史传承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包括有关文化的一般概念、中国文化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和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介绍有关中国文化的分科知识：各类文化的内涵，行为和思想的模式，主要事件、人物中反映出的思想观念，以及从中归纳出的特点与传统等。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
本章导读：地理环境是人类存在和文化创造的先决条件。生生活在一定地理范围中的人群，必须依赖着自然提供给他们的条件，进行他们的文明建构，展开他们的文化历程。因此，了解一个文化的总体特征，从地理环境方面进行观察是十分必要的。要注意的是，为了解文化所做的地理观察，必须是历史的，文化与地理互动的。越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创造越是受制于它的地理条件；越到后来，人类施加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影响越深。同时，地理对人文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人与物质自然的关系，其间还有复杂的中介内容。
第二节 区域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多样分布
一、大地域与地域文化形成的因素
1.众多地理条件相对独立的区域
在一个辽阔广大的地域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人群构成的不同，存在区域性的文化分布是必然的。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观察中国地理的自然特征，可以将广大的中国领土划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地区和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还可以继续细分出一些自然区域，而且三个大的自然区的划分，既适宜于现代，也适宜于古代。实际上，对广大地域自然区域的不同，在古代就已经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保存在《尚书》中的《禹贡》篇，就代表着古代人的认识。《禹贡》的成书年代学术界有争议，但不会晚于先秦时期。这份文献以北山川为标志，将天下划分为冀、充、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古济水、黄河之间为充州，渤海、泰山之间为青州，黄海、泰山、淮河之间为徐州，淮河以南、大海以西为扬州，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以南、衡山(在湖南)以北为荆州，荆山以北、黄河以南为豫州，华山以南、怒江以东的汉中、四川盆地为梁州，西河(陕西、山西间的黄河)为雍州，西河以东、东河(流经河北平原的黄河)以西为冀州。除此之外，《禹贡》还详细记载了各州的土壤肥瘠、物产和植被情况，显示了当时对范围广大的局部中国地理自然条件的认识，基本是准确的。不过由于时代限制，中国其他在地理上自成一体的区域尚没有涉及。它们是浙闽一带的丘陵地区，有珠江水系贯注其间的岭南地区、西南云贵多山多水的高原地区，河西走廊及新疆地区和青藏高原。这些《禹贡》尚未道及的地区，在后代逐渐进人中华文化的范围，成为中华文化下的地域文化区域。
上述划分，只是大概，如果再细加区别，每一个大的区域还可以划分出更多小的地理环境。在这样一个地理条件千变万化的广大空间里，地域文化的多样分布是必然的。
2.构成区域文化的几个因素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形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自然环境。它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存质量和心理状态。人得向提供物质的自然讨生计，这是自然环境决定地域人群文化样式的第一个层次，越是人类生活的早期，这一层次的内容起的作用越大。举考古发现的远古人类文化遗址的例子说，黄河流域的原始建筑，多是半地穴式的，而在江南地区则流行干栏式结构的居巢。很明显，气候的干湿起决定性作用。《韩非子·五蠹》说，山居谷汲的居民，过年时相赠以水；泽居苦水的人们结好，则买佣决渎。这可以视为环境对人心态、习俗的决定性影响。明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州及各县富家，各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州无之，是杭俗之俭仆愈于苏也。湖州人绝不种牡丹，以花时有事蚕桑、亲朋不相往来，无暇及此也。”这段文字，又提供了天时制约风俗的好例子。但是，如果认为地利优厚就一定文化发达，那就错了。中国是稻作农业的故乡，然而稻作农业只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而不是原始灿稻资源更加丰富的岭南地区。为什么?专家指出，是因为岭南籼稻生长四季不缺，那里的原始居民没有改良籼稻品种的必要。倒是在长江下游地区，灿稻的生长是有季节的，人们必须储备粮食才能过冬，在提高产量的要求下，籼稻才得以改良。这说明自然条件优越到“不劳而获”的地步，不利于文化的创造。当然，自然条件太恶劣也不利于文化的创造。西方有史学家曾提出自然的“挑战”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原因，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古代文明国家最早在黄河中下游兴起，也就不难理解了。
地域文化创造的第二个因素，是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关于地理条件的特殊，可以举古代神仙崇拜浓郁的燕齐地区为例。何以在那里兴起那样一种信仰?是因为它们的海洋环境。有人以为所谓的神仙之说，可能与东海偶然出现的海市蜃楼有关。关于得天独厚，可以以明清鼎盛一时晋商崛起的原因为例。晋商在明代兴起的原因很多，但山西北靠内蒙古，南接中州，西连陕西，东邻河北的交通，以及境内丰富的食盐资源，不能不说是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以此类推，扬州及周围地区盛极一时的商业文化、也大体属于得天独厚一类。不过，任何一个区域的得天独厚，都是需要外在条件的，所以这样形成的地域文化，往往会因外在条件的丧失而衰落。
第三方面的因素，是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只，并与其他区域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区域文化最具历史的深度、厂度和高度。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文化的异彩纷呈。西周分封了许多国家，开始或许不能完全照顾每个国家在地域上的相对独立，但是随着春秋战国的互相兼并七国各自的范围，都以一定的山川条件为依托。秦占据着《禹贡》中的雍州；楚以古荆州州为发达的基地，春秋以来崛起于古扬州的吴越之国，终因地理上的原因被楚吞并；燕国北据燕山，西靠太行，自立一方；韩居黄河、伊、洛，即所谓三河之地；赵广有晋北冀中，冀中平原则是它的中心；；魏前期的中心在晋南的汾水和洓水交汇地带，后期则因秦的逼迫而移至春秋时期的郑卫一带；齐国始终雄居青州。列国并立，激发出的是竞争意识，几乎每：个国家都依据着各自的地利、人和条件，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的以竞强为目标的如火如荼的建设运动。李悝在魏国的早期，针对着魏国的耕地条件“尽地力之教”；杂戎狄之俗又沃野千里的秦国则大力开垦着土地，发展小农，以实现着“驱农归战”的目标；老牌的齐国则以自己的富裕，广招天下的士人，成为文化中心；处在与北方游牧人群交战前沿的赵国，利用他们的战争经验，进行了军事改制，即所谓的“胡服骑射”。这个时代，不仅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问题、而是一方的生存经验成就着一方的强大的阶段。没有哪一次的变革成功，不是有效利用了本土的条件和本地人们的生活经验。那一时代的开发是深广的，极具区域特色的。典型的体现就是各国的思想文化的鲜明特色。三晋之地(韩、赵、魏)多法家人物；齐国多儒学、阴阳之士，即便是那里的法家人物如管子，也与三晋法术之士有明显不同。南楚则是道家的故乡，而它极富地方色彩的楚辞文学，是那样的浪漫，诗人是那样的深怀乡土意识。没有竞争，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本地意识，也就不会有那么深人的对本土地利、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当然就不会有那么灿烂的文化高潮。由此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没有开阔的意识和胸襟，区域文化的建设也不会做得太好。
典范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可以带动特定地域的文化特色。这是区域文化形成的第四方面的因素。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地，而且任何人对此都会有所觉知，乡土意识由此而来。一个地区典范人物在他乡创造的业绩，也能持久地感动他的乡亲，中间起重要作用的就是这种乡土意识。唐宋以来，中国各地有不少所谓的“状元乡”、“文化县”，政治经济之外的重要因素，往往是因为一些地方先贤的榜样作用。可以举明清以来安徽桐城为例。那是一个以文章出名的县，即使在今天，那个地方中学生作文水平，也普遍不错。原因就在那里出过这方面的著名人物，明清以来有所谓的“桐城派”，方氏、姚氏几代都有文章高手。那个地方，土地资源不足，距南京又近，交通也方便，外出谋生的人较多。但这种情况的地区并非仅桐城一个县，外出谋生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桐城人以文章扬名，方苞、姚鼐等人物的典范作用不可低估。以此类推，在清代南方学术普遍兴盛的局面下，浙东一带重史学，那是因为黄宗義的影响，徽州一带崇尚经术，那是由于戴震的影响；此外清代经学还有一些以地域命名的所谓“吴学”、“扬州之学”等等，都与典型人物流风所及密切相关。典范人物是一个地区的“民智资源”。
二、古代一些重要区域文化概说
全面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区域文化，做得还很不够，此处的描述也只是粗线条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
如上所述，先秦时期，是区域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源于齐鲁的儒家文化，源于三晋的法家文化，源于南楚的思想、文学，后来经过汇集融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干。而且这一时期地域文化带有强烈的原创色彩，与后来王朝政府推行统一的文教政策下的地域文化有较大不同。这种原创的特色，保持了很长时间。到秦汉王朝实施文化的“大一统”时，仍然清晰可鉴。相当全面地描绘了秦汉时期各地区域文化特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把当时的“天下”划分为四大基本经济区，进而论述各地的地域文化习俗。这四个地区是^山西”(即关中)地区、山东(大致包括先秦时期秦国以东的六国)地区、龙门一碣石(从山陕交界南端到河北东北部的一条斜线)以北农牧交错地带和江南地区。司马迁指出，关中地区，沃野千里，这里的人民好稼穑，殖五谷，有先王之遗风。自从秦朝将都城定在此地，汉初又将大量东方民众迁移至此，好“玩巧末业”的风气也随之形成。西部虽然戎狄间杂，但畜牧业很发达，又有巴蜀作后方，所以关中人口不过全国十分之三，地不过当时天下三分之一，但量其财富，却占全国十分之六。包括陕西南部、河南西部地区，司马迁称之为河东、三河之地。这里历来是先王都城所在地区，地狭人多，风俗俭啬；晋北一带，民风剽悍。再往东就是附近的中山之地，这里也是地少人多，又有商朝末年的遗俗，所以那里民风狷急，“仰机利而食”。男人喜欢相聚游戏，慷慨悲歌，激动起来就互相攻击甚至去盗挖坟墓；做倡优的也特别多。女人则喜欢鸣琴鼓瑟，到富贵人家去“游媚”。
邯郸是黄河、漳水之间的一大都会，司马迁说那里的交通方便，各地风俗都有体现，南与郑、卫风俗相近，有桑间濮上之风；东接梁(今商丘一带)、鲁，也感染了尚气节的礼俗；另外，任侠尚气也是这里的特色。燕是渤海、碣石间的都会，因处边地，民风刁悍。齐鲁多鱼盐、桑麻之利，邹、鲁、泗上地区有周公遗风，好儒习礼。齐国风俗宽缓阔达，足智慧，好议论，不喜群斗，却善劫持他人，有泱泱大国之风。鸿沟以东是梁、宋之地，这里也有先王遗风，多厚重君子，虽无山川之饶，但也能以勤俭积财。楚地，司马迁一分为三，即西楚、东楚、南楚。西楚包括今江苏、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和今河南南部的汝南、南阳一带。此地民风傈轻，容易发怒，不善积财。今徐州以东包括苏州、扬州一带，是东楚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南楚包括今江西、安徽、湖南、广州一些地区，风俗大体类似西楚，所不同的是这里有丰富的木材和矿产，番禺(今广州附近)还有珠宝、犀角等物品。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的论述中，南方的经济文化是相对落后于北方的。经过南北朝数百年的开发，到唐朝初年，南方的情况已有较大改观。例如原来属于“东楚”的隋朝丹阳、毗陵、吴郡等地，已经属于“人物本盛，小人资于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和“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的开化之地。岭南二十余郡，已经有南海、交趾荟萃一方人文、物产的都会。不仅南方在变化、北方经过多年的民族融合，许多地区的风俗也有新的变化。例如豫州郡的河南、荥阳、梁、南阳诸郡，旧俗是“邪僻傲荡”，“今则好商稼穑，其风皆变于古”，“南阳，古帝乡、捂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疆，戎马所萃，失其旧俗”。有些地方因为新的文化因素注人，而改变习俗，如汉中地区，《隋书·地理志》说那里“好祀鬼神”，“尊崇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同样佛教的大规模传人和道教的发展，也使许多地区深深打上宗教的烙印。
地域文化处在不断的变数中。外在条件的变化，可以使一个地方经济及附着在经济之上的文化现象兴衰起落。精神方面，一些没有被一方人民引以为骄傲、浸人人群意识深处的东西也容易淡漠甚至遗忘o新的因缘，则带来新的现象。宋元明清以后地域文化的新现象、是东南沿海一带因海洋贸易所发展起来的一些影响一方的商业都会，如广州、福州泉州、明州以及近代以来的上海、天津等等。在与西方的商贸往来中，文化观念首先发生变化。近代革命先从南方兴起是有道理的，因为那里得风气之先。
三、地域文化对统一文化的作用
一种社会文明，总有它正统的精神文化主导着该文明的文化方向。同时，在一个地域广阔的社会里，又不可能没有地域文化的广布。那么，起主导作用的正统文化与地域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地域文化对正统文化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逻辑上说，一开始没有所谓的正统文化，中原文化当初实际只是一个地域文化。它是经过一定的吸收融合后，才上升为一种正统文化的，而且也是在不断的吸收、变化中，保持它正统地位的。所以，地域文化是正统文化的资源。“书楚语，作楚声”的屈原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根基。而且，正统文化不能离开特定地域人群对它的接受、理解以至发展。例如儒学，有鲁国之儒，有齐国之儒，也有三晋、楚地之儒，所重的儒术各有偏向，正是在这地域性的分派的发展中，儒学走向内涵的丰富。
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可以产生文化的典范人物、典范著述，从而推进正统文化，并作用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代京城，都是八方荟萃之地，不同地域的人们汇聚京师，互相交流，互相观摩，互相影响，各呈优势；在这样的环境里，特别能产生文化的“国手”。他们在为同一文化做出贡献的同时，影响着本土后人的价值感、荣誉感。不仅是京城，而且任何交通便利的都会，城镇都有这样的文化功能。
历史悠久的国家，有时也面临着各种深度的灾难，我们的文化从未断绝，地域性的保存之功实在不小。例如，《尚书》的传承，因为秦朝的文化政策，在秦汉之际曾有断绝的危险，但“礼失而求诸野”，赖着齐鲁之地对儒学的钟情，还是将许多内容保存下来了。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是特例。再如西晋时期河西走廊一带的凉州，在中原地区完全沦人北方边地部族人侵的混乱之际，因地理之便，长期成为中原文化的中心，对保存中原文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认为凉州文化是隋唐文化一脉重要的资源。近代追求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固然是受西方影响，但来自南方开化较早地区的仁人志士的奋斗，也是起着关键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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