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简介：《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兼顾历史的关于中国国别文化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的课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中国文化基本的理论观点、历史传承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包括有关文化的一般概念、中国文化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和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介绍有关中国文化的分科知识：各类文化的内涵，行为和思想的模式，主要事件、人物中反映出的思想观念，以及从中归纳出的特点与传统等。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
本章导读：地理环境是人类存在和文化创造的先决条件。生生活在一定地理范围中的人群，必须依赖着自然提供给他们的条件，进行他们的文明建构，展开他们的文化历程。因此，了解一个文化的总体特征，从地理环境方面进行观察是十分必要的。要注意的是，为了解文化所做的地理观察，必须是历史的，文化与地理互动的。越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创造越是受制于它的地理条件；越到后来，人类施加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影响越深。同时，地理对人文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人与物质自然的关系，其间还有复杂的中介内容。
第三节 古代开发利用自然的文化得失
一、古代保护自然方面的作为
在保护自然方面，古代有一个重要观点非常值得注意，就是孟子提出的不违天时观念。《孟子·梁惠王》在谈到如何实施王道正改治时说过这样的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用也；数罟((过密的渔网)不人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木，林木不可胜用也这些话虽强调的是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但还是包含着明显的保护自然意识在内的。孟子所言在古代有相当的代表性，例如先秦时期，大规模的狩猎活动一般安排在秋冬季节进行，砍伐树木也一般在同样的时候，都含有着“以时”的观念在内。以后的朝代，文献记载也有一些由政府下发的有关禁止擅自砍伐山林的诏令。不过，总体看来，古代许多起到保护环境作用的措施，都是与其他观念相关的行为。例如在很长时间里，山岭资源归王朝所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森林不受滥砍滥伐的伤害。此外，汉代长安一带皇家大规模的园囿，对保护西北环境也有相当意义。历代的皇帝及王公贵族的灵寝，也都讲究植树造林。秦汉时期，为防止匈奴的进犯，在一些边关要塞处广种榆树的办法，用来拦截敌人的骑兵，也同时起到了绿化作用。
在保护西北地区环境方面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南北朝至唐朝中期牧马场地的广布。南北朝时期，北方常处在游牧人群向农业居民转化的时期，牧业及狩猎经济占有很大比重。唐朝在西北甘陕交界地带，设有规模庞大的养马场，以支持国家的武备；那一地区，正是黄河几个重要支流的上游地区。所以，在从东汉到唐朝中期近八百年的时间里，黄河有个长时间的安流期，主要是因为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状态好。特别值得一提是明朝初年由政府领导的植树造林运动。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为建造一支海军船队，在南京周围种植了近5，000万棵梧桐树和棕榈、漆树。第二年又下令移民到淮河一带的居民，每家必须栽种200棵桑树、200棵枣树和200棵柿子树。之后又把种植桑、枣树的命令推广到全国范围。有专家统计，洪武年间的植树总量在10亿棵左右。这的确是朱元璋一个了不起的政绩。
二、古代利用改造自然方面的成就
古代利用改造自然的成就有以下几项：一是土地的开垦，二是水利的兴修，三是运河的的开凿。这三项成就，都是根植于中国的地理条件，是古代“正德、利用、厚生”体现，也是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体现。历朝历代都极其重视土地的垦殖，这一点不须多说。与土地的开垦相伴，古代相当重视对土地的深度利用。先秦时期的魏国曾有李惺的“尽地力之教”，由政府督导农民提高单位亩产量，表现出集约经营的特点。汉武帝时期曾有“代田法”和“区田法”的推广，大幅度提高了亩产量。区田法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深度利用土地的意识加强，导致了一种“量力而行”的经营观念的出现。西晋的傅玄和北魏的贾思勰，都提出过注重提高单位产量，而不要过度依靠开垦面积增产增收的主张。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更明确地说：“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特别多，广泛记载着劳动人民在农业方面的智慧，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水利的兴修，不仅关系着农业的兴衰，而且关系着环境的美恶，这在北方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正是由于大量兴建陂塘水利工程，江南农作物产量才大幅度提高，最终在唐中期以后，南方成为经济中心。在西北地区，在南方经济出现之前的先秦两汉时期，曾兴修过郑国渠、白渠、六辅渠、龙首渠等水利工程，将泾、洛、渭之水引入广阔的农田。而在宁夏地区所形成的引黄灌区，直把“斥卤不毛”之地，改变成“塞北江南”。在太行山以东的晋、冀、鲁、豫地区，众多的水利灌溉工程，使这一广大地区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地带。西北的水利系统，还起着保护环境的作用，众多的水渠，将泾、渭等黄河及其支流的水引进农田时，也起着降低黄河泥沙含量的作用。那时的关中地区，良田千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但是，水利工程的兴修，也受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影响。以关中地区为例，唐代因粮食仰仗江南，政府已经开始放松对水利设施的管理利用。许多重要的水渠旁边，安上了富裕人家的水磨，灌溉受到了影响也不认真对待。到宋元时期，北方的水利灌溉事业，开始全面萎缩。历代统治者只注意长江中下游的水利事业，只注意黄河、运河的治理。为保证漕运畅通，甚至严禁河北、山东一带的农民引用运河沿线支流溉田，致使广大的华北地区河道淤塞、沟渠荒废，农业经济日趋停滞。
古代改造利用自然的另外一项重要举措是开凿运河。中国开凿利用运河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吴国、齐国、魏国都有运河的修建，如邗沟、鸿沟等；吴国的运河已经与黄河、济水相接。秦汉至南北朝，也多有运河的开修。秦汉时有连接湘、漓江的灵渠，加强长安漕运的漕渠、阳渠，纵贯河北平原的白沟、平虏渠、泉州渠及新河、利漕渠等等，还改造了先秦旧有的各水运沟渠。魏晋南北朝连接江、淮、河、海的运河网已经形成。到隋唐时期，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体系已经形成。隋朝大运河西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分成南北两支，偏向东北的一支称永济渠，北达涿郡；偏向东南的一支称通济渠，南与山阳渎、江南河相连，直达余杭。从唐代中期以后，大运河的偏南一支运输江南来的粮食，成为维系唐帝国命脉的交通线。北宋的运河以开封为中心，仍然以汴河(即通济渠)为重要的经济补给线。另外还疏凿了广济河、金水河及惠民河，与汴水共称“通漕四渠”。随着沟通南北东西的大运河体系的开通，一系列大小城市沿河兴起，如宋代首都开封(古称东京汴梁)、扬州等，就是这样一座大的城市；扬州城称得上当时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宋代所以把都城建在属于平原地区的开封，也主要是为了就汴河的水运。元朝又有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北起通州，南达杭州。这时的大运河基本是南北方向。沿着运河有通州、河西务、临清、济宁、淮安、高邮等一系列新的城市的繁荣。明清时期因黄河泛滥和海运的兴起，京杭大运河走向衰落。
三、古代改造自然的一些失误
古代开发利用自然方面的主要失误，是土地的过度开垦及林木资源的过量开采。过度开垦土地主要指一些不适宜农耕地区，例如内蒙古黄河流经的一些地区，秦汉时为防止匈奴的入侵，曾将大量内地农民迁居此处。这女些居民在E那里大量开垦土地，收到一时之效，但据古地理学者研究，当时有几十个县在今天的地图上是找不到地址的，原因是它们被沙漠掩盖了。这表明开荒破坏了植被生态，引起严重的沙化。开垦土地破坏环境的事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唐宋以后的粮食生产中心，一开始是在江浙，所以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但到了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带经济作物大发展，粮食多仰仗两湖一带，故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新说。一个不利的的结果是医因过度追求粮食生产，大片围湖造田，致使那里湖泊水的吞吐量急剧下降，每当长江汛期到，中下游地区水患变得十分严重。同时由于中上游地区林木的采伐过重，长江水的泥沙含量也在逐年增加。
林木的滥砍滥伐，在北方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加沉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者太喜欢大兴土木。“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杜牧《阿房宫赋》的描写虽带文学夸张，但未尝没有触及历史实情。林木区域的损失，即意味着黄河水土流失的加重。黄河流域的水灾总体看是呈逐渐加深加重的历史趋势，主要因素是泥沙含量越来越大，以致在下游平原地带形成地上悬河。黄河是中国文化的母亲河，但以公元10世纪为界，此前黄河虽有改道现象，但不严重，基本是稳定的、安流的。10世纪也就是唐五代开始，黄河下游迁徙变为常态。主要原因就是中上游地区森林砍伐、牧场被开垦成耕地，自然植被破坏严重。与黄河的迁徙互为因果的是北方原有的大量湖泊的淤塞以至于消失。从古代有关文献看，华北地区曾有过不少湖泊，如大陆泽、大野泽、荥泽、雷夏泽等，随着北方气候的干旱，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渐趋淤塞，而最终导致它们淤平的是黄河挟带的大量泥沙。同样没有这些湖泊的吞吐作用，黄河的危害更加严重。到了明清以后，黄河夺淮人海，又造成了淮河流域的大灾难；而淮河在此以前，一直是一条河床很深便于航运的利河。明清统治者片面地保护大运河交通，不从根本上对黄、淮有所治理，最终酿成更大的灾害。河流在明清时期的灾害日趋严重，更与两代治国思想的落后及政治腐败有关。黄河由母亲河变为灾难河，固然与自然方面气候变冷、植被不易恢复有关，但无视自然规律“自作孽”的人为因素还是更主要的。
以上是河南自考00321中国文化概论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第三节古代开发利用自然的文化得失的内容，如需更多学习资料可在页面下方输入姓名和电话免费领取。
